1974年12月，周恩来到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毛泽东指示这次要清理在押的一些国民党战争犯。周恩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开始安排特赦人员的一些问题，随后将报告呈示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看过名单和报告之后非常不满意，他再次具体指示道：“放战争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每个人发一百元的零用钱。”

对于国民党战争犯的问题，其实很早以前毛主席就开始考虑了。

全部释放还是分批释放？

新中国成立之后，对于如何处理战争犯非常慎重，而在解放之后的六七年间，政府也一直没有对这些人做正式的审判。

在这里，没有处理战争犯的有两个原因。

第一，蒋介石撤退到台湾，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用武力解放台湾，在国内战争尚未结束时，是不满足处理战争犯的条件的。

第二，此时的新中国刚刚建立，政权尚未稳固，国家建设百废待兴，人民对于战争犯的负面情绪尚未消除，所以此时处理战争犯是不合适应的。

国民党战争犯

因此，中央暂时决定对这批人不判不杀，采用思想和劳动相结合的方式组织他们从事劳动和政治学习。

1956年，中央提出了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而处理国内战争犯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

从中央的战略方针来看，如何处理国内战争犯关乎重大。

当时，处理战争犯的两个条件已经满足，国内形势逐渐好转，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已经完成。而且战争犯的思想改造进行得非常顺利，很多人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因此，1957年1月29日，公安部向中央和毛泽东提交了一份处理在押病残战犯的报告。

毛主席看过之后，仔细批示道：不但这些人应当处理，其他战犯表现较好的都应当考虑释放。

周恩来

第二天，周恩来针对释放战争犯提出了建议，他认为政协会之后，可以释放十几个战犯看看。

当然，对于释放战犯与会人员是全部同意的，但对于释放战犯的方式却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人建议全部释放，有的人主张分批释放。

对此，周恩来有着自己的考虑，他认为如果全部释放的话，我们是没有把握的，因此建议，还是分批释放比较好。

他认为可以先释放少数，看看有没有效果，放出来后的工作也要做，这是急不得的。

对于释放战犯的后续安排工作，周恩来提出，应该首先让他们了解北京，对祖国的形势有基础的了解。随后，就是和他们讨论如何开展对台湾的工作。

会议中，大家一致通过了“一个不杀，分批释放”的决定。

随后，公安部根据周恩来和毛主席的意见，作出了处理战争犯的安排。

而对于此次特赦战争犯，毛主席也有着自己的考量。

1959年是国庆十周年纪念，所以是否可以在这期间释放一批改造得比较好的人。

毛主席

在毛主席看来，新中国已经进入稳定时期，社会主义制度也使得人民不再惧怕那些人了，所以他认为只要他们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就可以特赦他们，这样人民是可以接受的。

对于毛主席的这个提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一致通过，决定对在一定期限内改恶从善的战犯实行特赦。

而规定特赦战犯的前提条件为，战争罪犯关押已经满十年，改恶从善的应该予以特赦。

而改恶从善也有两个方面的要求，第一就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伏法，确有良好的实际表现；第二就是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

刘少奇主席发布特赦令的消息一出，立即引起了战犯的注意，他们在管理所内激动万分，他们盼望的自由终于要到来了。

毛主席指示释放最后一批战争犯：请他们吃顿饭

特赦令一出，战犯们在激动之余也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对他们的善意，为此，他们还特意给毛泽东写去了一份感谢信，在信中不仅写到了自己对新中国政府对他们的优待，还为自己过去的罪行而感到懊悔。

1959年特赦战犯大会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各地的战犯管理所召开了全体在押战犯参加的特赦大会，并宣布了第一批特赦战犯的名单。

首批特赦战犯共33名，其中在功德林壹号战犯管理所的就有10名，他们分别是：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宋希濂、陈长捷、杨伯涛、郑庭笈、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

十天之后，这十位国民党将军来到西花厅拜访周恩来，这十位将军中，除了陈长捷、卢浚泉之外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周恩来也在随后走了进客厅，面带笑意注视着几位黄埔军校的学生。

当时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几十年后，当他们再次看到这位曾经的老师，不免有些愧疚。

后来，也有人曾回忆道，自己在黄埔军校毕业之后，走了一段漫长的反革命道路，成为罪行累累的战犯，当时的心情就是喜悦和羞愧交织在一起。

杜聿明

周恩来邀请大家坐下之后，与每个人进行了亲切地交谈，在与杜聿明聊天时还询问了他的一些情况。面对昔日的老师，自己不仅没有成材，还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因此现在看到周恩来，杜聿明却是满满的羞愧。

他低下头说道：“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听老师的话。”周恩来见此也并没有半分责怪，反而心中也非常内疚，怪自己没有教好这些学生。

在这样愉快的气氛中，周恩来郑重地说出了对他们的期望，他鼓励大家要重新开始，重新做人，要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要相信党和国家，还告诉他们，你们当中与台湾有联系的人也可以做一些工作，个人写信靠得住些。

周恩来讲完话之后，站在一旁的张治中也勉励他们希望现在能跟着周恩来走。

不过，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位特殊的人，这个人就是留守在北平的傅作义，而他也是最有发言权的，他激动地说道：

“我同你们一样，过去也曾是一名战犯，只不过比你们早觉悟一些时候，也是被迫改造的。”

杨伯涛

此次会见，令国民党人感慨万分，他们万万都没想到，共产党会如此善意地对待他们，更加令人诧异的是，这种对待俘虏的方式是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

杨伯涛也曾在回忆中说道，自己为国民党工作过19年，又为共产党工作了20多年，但他却感觉到只有共产党才有这种胸怀，而周恩来也让他形象化地认识了共产党。

对于这些感谢，周恩来从不认为是自己的功劳，因此每当有人说这种话的时候，他也总会说道你们应该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挽救了你们。

从1960年到1966年，中央每年都会按照改恶从善的标准，特赦一批战争犯。

周恩来

1966年的第六批战犯释放之后，周恩来也曾多次提醒公安部门注意各个监狱战犯的病患和死亡情况，随着战犯死亡逐年增多，公安部向周恩来写去了一份报告。

收到报告之后，周恩来意识到应该要加快给这些战犯的出路，将战犯关到死也是不符合毛主席给出的政策的。于是，他提议将改造劳动作为重点，给予生活出路。

1974年12月，周恩来到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毛泽东表示要立即清理全部战犯。

周恩来也立即着手进行了安排，周恩来查清了仍然在家的战犯的人数以及他们的政治表现后决定，这次特赦要尽可能放宽。但经过梳理后发现仍然有13人需要继续关押。

而对于特赦人员出狱后的安置问题，中央也提出了意见，表示安置在农村的每人每月都会发放15元到20元的生活补助费。

当毛主席看到这些名单和报告时，非常不满意，他气愤地说道：“气魄太小了！15元太少，13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

毛主席

因此，他明确指示道：“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一个都不杀，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每人发一百元零用钱。”

随后，毛主席对于战犯的后续问题也给出了明确的指示，有的人可以做工作，年老的也要和我们干部一样给予治疗。

就这样，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国民党战犯最后一批释放的战犯变为了293人。而作为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也立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了细致的安排。

至此，关押的战犯先后分7批全部释放。

在3月7日的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中，周恩来提出了对释放战犯的后续安排问题，他们都是有公民权的，有工作能力的安排工作，没有工作能力的要治疗，愿意回台湾的会给足路费。

释放的时候每人都会发放新制服和一百元的零用钱。把这些人全部集中到北京开欢送会，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宴请一次。

战犯相聚摆60桌酒席

3月17日特赦大会结束之后，各地战争犯收到了当年关押时寄存在管理所的各种物件，然而，令他们吃惊的是，几十年过去之后，他们全部的物件，小到指甲刀曲别针都还在。

抚顺战犯管理所

这天下午14时，抚顺战犯管理所为全体在押人员举行了欢送会。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首先站起来说了一句令人动容的话，他激动地举起酒杯，对大家说道：“我敬大家一杯，祝各位先生一路平安，晚年生活幸福！”

所长的一句话量在场的所有人热泪盈眶个，也热情洋溢地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欢送会结束之后，大家开始清点打包自己的物品，而他们每个人也领到了新的行装。同时，每个人还收到了40斤的粮票和一百元的零用钱。

20日晚上，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特赦人员登上了去往北京的列车。

1975年3月21日到22日，第七批特赦人员需要到北京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宴请。终于在22日下午，来自抚顺、济南、西安、北京等4个战犯管理所的特赦人员来到了北京前门饭店，穿着清一色的蓝色制服。

特赦后的战犯拿着行装

在这些特赦人员中不乏一些年老的军人，但当他们穿上蓝色的军便服，整个人容光焕发精神抖擞，每个人手提着一个背包，装着自己的洗漱用品和床上用品。

23日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叶剑英、华国锋等人在北京饭店接见了全体特赦人员。

会见结束之后，晚上在北京饭店的宴会厅摆60桌酒席，为特赦人员举行宴会。

宴会上，每桌都安排了特赦人员和接见人员，他们互相交谈，有的还都是老相识，也都聊起了过去的事。

而工作人员也从聊天的过程中了解到了他们的一些情况，并做出了安排。

国民党第四军少将副军长李子亮在宴会上讲到了自己的子女在香港和美国，工作人员得知后，立即将他送到了香港探亲，随后又送到了美国。

沈策

原国民党一一四军少将军长沈策告诉工作人员自己想见自己在美国的女儿，我方工作人员上报有关部门之后，立即进行了联系。短短几天的时间，沈策就见到了自己的女儿。

在两个多小时的宴会中，不管这些人提出什么样的请求，工作人员都积极上报政府部门也都认真进行了处理，让他们与家人团聚。

宴会结束之后，公安部门又组织他们参观了北京的各种著名景点，游览参观了一周。

在这一周的时间中，他们对国家的建设有着初步的了解，同时也感慨万千，想不到短短几十年，新中国的变化竟然这么大。

特赦之后，周恩来十分关心特赦人员的新生活，对于他们的去向也早已做出了安排。毛主席曾说，像卫立煌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卫立煌

1959年，对于首批特赦的战犯，周恩来也曾问道他们对未来的想法，此时的他们心中已经没有了什么大的想法，反而只想做一些简单的事。杜聿明说自己想去当木匠，杨伯涛说自己想回家种地，而邱行湘也告诉周恩来说自己想当搬运工人。

大家的志向单纯，没有人能想到昔日叱咤风云的大将军竟然心甘情愿当苦力。当周恩来听到他们的志向时，笑了笑，其实他已经为这些人想好了去处，他告诉他们你们依旧有公民权，还是国家干部。你们要做的事就是让他们去书写自己的经历。

他准备成了一个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下设一个文史专员办公室，用自己的口吻来书写经历。

周恩来

国家的安排令他们一时感到有些诧异，没想到共产党不仅没有计较他们的行为，反而不计前嫌，将他们招收进国家队伍中，这样的胸襟令这些国民党老将打心眼里深深地佩服共产党。

周恩来的一举一动更让他们感觉到，并没有把自己当外人，因此当邱行湘回去之后，便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句话：“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对于第一批释放的郑庭笈，周恩来特别关心他和妻子的情况。

丈夫被俘之后，妻子冯莉娟本打算要去台湾，当他得知郑庭笈在哈尔滨发表的讲话之后，决定留在海南岛等待丈夫出狱。

1954年，他来到了北京，因为战犯家属身份的原因使得她不能工作，周恩来得知后，告诉张治中：“你们应该动员他们复婚嘛。”

郑庭笈与家人的合影

1959年，郑庭笈被特赦之后，周恩来也曾委托张治中邀请黄埔同学在颐和园聚会。在聚会上，郑庭笈也及时赶到，两人见面的第一句话，周恩来就问：“你们复婚了吗？”

一句简单而又普通的话，包含着周恩来对他的关怀。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政协将冯莉娟调到他身边做打字员，而后终于等到了两人的破镜重圆。因此，可以说没有周恩来，两人可能再也没有了相聚的机会。

但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也让国民党战犯深深感动，并许下心愿为国效力。这些特赦人员在之后也以通信、广播、撰写回忆录等方式积极工作，对沟通两岸关系和祖国的和平统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